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最早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200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作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一项重大举措。 此后，“走出去”战略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文化领域，相关文件相继出台，如《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2005年）、《“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6年）、《2007-2008年国家重点文化出口企业和重点文化出口项目》（2007年）、《关于奖励2007-2008年优秀出口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通知》（2008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2011年）等。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提出，是基于文化在一国软实力中的重要性。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已成为全球趋势。与经济全球化相伴的是政治全球化，文化理念、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基本内涵的“软实力”跨国界的交流、碰撞与融合。“软实力”与以经济为基础的“硬实力”相对应，最早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他认为，“软实力”是指能够影响他国意志的无形精神力量，包括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价值观的感召力、文化的感召力、外交的说服力、国际声誉以及领导人和公民的形象魅力等。（约瑟夫·奈，2013：9）软实力是“间接运用权力的方式”、“同化力量”，是胜利的最高境界，是国家战略的精髓。 （潘文年，2010：11）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国家影响力、凝聚力、号召力的体现，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又称“文化软实力”。文化历来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意味着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没有“文化软实力”，就没有内涵，没有支撑，只有物质外壳的国家不能称为真正的强国。文化传播全球化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徐文，2013：96）“全球化是现代文化的中心，文化实践是全球化的中心。” （汤姆·林森，2007：129）“全球化蕴含着这样的压力，它迫使社会、文明和传统的代言人——无论是‘隐’的传统还是‘发明’的传统——都转向全球文化舞台，去寻求被认为与自身身份相关的观念和符号。”（罗兰·罗伯逊，2000：67）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都希望与异质文化进行交流，使文化交流突破原有的国家界限和地域限制，最终走出民族文化的狭隘和偏见，获得全球范围的认可。只有自己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在国际社会得到认可和传播，文化才能成为真正的软实力。（李智，2008：22）文化就像知识，它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它本身的价值，还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但文化传播并不是理想化的坦诚相见，而是不同文化在不同历史政治氛围、权力关系和话语网络中接触、对抗和斗争的过程。文化传播也是一种文化冲击，不同文化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会形成全球性的交流与冲击。异质文化很容易遭受巨大冲击，甚至被淹没。尤其是弱势文化，面对强势文化的冲击，几乎无能为力。在全球化时代，文化霸权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
文化霸权是指西方一些强国特别是美国，打着文化普世主义的旗号，肆意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对其他民族文化进行渗透和侵略，而不考虑其他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甚至打断其他民族文化的发展，从而使整个世界文化趋于同质化，全球文化向单一方向发展。（金敏清，2004：34）全球化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安全问题，还有文化安全问题，文化全球化成为资本掠夺的新方式，特别是西方强势文化和文化霸权对弱小文化的安全构成的威胁。 例如，美国等西方强势文化历来重视利用大众传媒优势向世界宣传本国的文化价值观，不断扩大和加强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范围，并通过电影、电视、文化产品、网络文化等各种方式输出文化价值观、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把自己的文化拓展到世界各地，影响其他国家的文化。美国文化已深入人心。早在1946年，美国就签署了《富布赖特法案》，资助美国及国际学生、专家来美访问、开展研究，向世界各国推介美国文化；美国之音用19种语言、48个国际频道，每天向100多个国家广播……在中国，从美国输入的大众文化广为流行。 提到咖啡就想到星巴克，提到电影就想到好莱坞电影，提到篮球就想到NBA……在美国，如果提到中国，美国人可能会想到瓷器、丝绸、功夫、故宫、孔子等等。这些碎片化的词汇，似乎已经成为了所有中国文化的代名词。这一切，都源于跨文化传播的不对称性。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攻势，弱势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提升文化软实力也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必要条件。
美国著名跨文化传播学创始人阿桑特教授（2008：23）在《跨文化传播中的问题与挑战》一文中评论道：“跨文化传播是缓解地球村中身份政治、社会解体、宗教冲突和生态脆弱的唯一途径。人类的生存和繁荣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地跨越差异进行传播。”（2008：23）各民族文化应通过交流、相互渗透和互补，突破民族文化地域模式的限制，走向世界。跨文化传播不对称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面对强势文化的入侵，弱势文化只有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传播能力，与强势文化进行交流、交融和对抗，采取各种措施传播自己的文化，才能弘扬自己的文化，维护自己的生存。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基本含义有两点：一是通过文化交流活动，向世界各国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理念、文化形态；二是指国际贸易中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输出。（肖颖颖，2012：84）国际文化贸易是指以货币为媒介的国家间文化交流活动，既包括音像制品、纸质出版物等有形商品，也包括版权、关税等无形商品，这些正日益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文化贸易中存在着严重的“认知赤字”，从理念、文化符号到文化产品，很多国家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还比较零散、片面、肤浅。中国经济在不断发展，但在文化传播力、影响力等文化软实力方面还处于劣势篮球 nba 美国文化霸权主义 软实力 文化入侵，只有发展文化产业、与世界文化交流，才能改变文化劣势。外国只有了解中国文化，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才能更有效地与中国合作。 否则，“就会处处受制约，做什么都会被人怀疑。”（赵少华，2010-10-2）在近代以来强国崛起的历史框架中，中国崛起过程中对软实力文化“走出去”的需求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强烈。
但时至今日，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以提升中国“软实力”依然困难重重。西方文化早已传播“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把中国爱国主义攻击为“狭隘民族主义”，把中国社会主义视为“极权主义”。发达国家一些媒体依然延续着固有的“固定思维”，不断利用其强大的宣传工具对中国实施“软攻击”，刻意妖魔化中国的国家形象。在这种思维框架下，西方话语权体系用虚构的幻觉取代中国的现实，把中国建构为一个没有人权、没有民主、没有自由的世界，严重损害了当代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外国受众对中国的误判，建构了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永恒优越感，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逻辑”在一代又一代西方人中延续，使整个西方形成了对中国社会的惯性和固化的“集体想象”。 （袁三彪、陈国栋，2013：118）这些都导致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国际影响力极其有限，这与我国日益提高的政治地位和日益增强的综合经济实力的现实极不相称，制约了我国国家形象在海外的塑造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中华文化“走出去”变得举步维艰，西方文化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涌入中国，对国家的文化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目前，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普遍下降。一项国际舆论调查显示，欧洲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近5年来呈下降趋势。2008年4月，英国广播公司发布的年度全球舆论调查显示，对中国有好感的国家主要来自中东和非洲，多数欧美国家对中国持负面评价。2010年皮尤民调显示，欧洲国家对华看法基本为负面。德国和法国民众对中国“不友好”的比例远远超过对中国“友好”的比例，在德国，61%的受访者对中国没有任何好感。英国广播公司2010年的一项舆论调查发现，在28名受访者中，欧洲人对“中国的影响力”普遍持负面评价； 在有关中国在承担国际责任和解决全球冲突方面的作用的问题上，不到两成的欧洲受访者对中国的表现表示认可。（翟慧霞，2011-1-4）据统计，除了科技、外交、体育以外，中国在《时代》杂志其他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负面评价。2002年的一项研究显示，20年前，超过60%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虽然20年后的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一比例基本没有变化。
目前，国际传播实力对比中，美国居首位，全球大部分地区80%至90%的新闻被美国和西方通讯社所垄断，全球75%电视节目的制作和生产被美国所控制，美国电影总产量只占世界电影总产量的6%至7%，却占全球总放映量的80%。全球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约有3.8亿，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人口约有2.5亿，全球学习英语的人数约有10亿，另有15至20亿人每天接触英语。到2050年，全球一半人口将相对熟练地使用英语（谢小娟，2012：20）。然而，中国在文化领域却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现象。 我国是一个文化资源丰富的国家，但文化资源如果不能转化为文化产品，就会失去其经济意义。美国虽然文化资源贫乏，但却拥有世界上最繁荣、规模最大、最活跃的文化产业，是文化产品出口最多的国家。英语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占有很大的优势，而汉语的空间、地位和作用则处于劣势。英语是中国中学生必学的语言，但美国高中生学汉语的却很少。中国在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方面处于严重赤字。文化贸易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中国在全球文化贸易中的地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占国际文化市场的42.6%，而中国只占1.5%。西方四大主流通讯社——联合通讯社、美联社、路透社和法新社——每天都会发出新闻信息，占全球新闻稿总量的80%。 50家西方传媒跨国公司占据着全球95%的传媒市场。从出版业来看，版权贸易是我国图书市场与海外交易的主要途径，是文化和信息交流的途径。版权输出能力一般被认为是评判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标准之一。我国版权输出速度远远落后于进口速度，70%以上的版权出口面向香港、台湾、东南亚等地的中国市场，而进口图书则大多来自欧美。进口版权成本基本是出口成本的几倍。多年来，我国图书进出口贸易一直处于10：1左右的逆差状态。日韩文化产业占据着全球文化市场份额的13%，而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加起来只占6%。 （林华，2010：30）在日益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中，中国文化有时甚至面临被发达国家所流失和开发的危机。例如，美国迪斯尼公司制作的动画电影《花木兰》、日本开发的世界闻名的《三国演义》游戏软件、风靡美国的动画电影《功夫熊猫》等中国文化元素产品，都表明发达国家借助经济和技术的双重优势，开始寻求开发中国文化资源。中国的文化资源开始被他人蚕食和侵占，并通过国际传媒资本转化为文化产品，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有力竞争对手。
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现状与我们的期待还存在很大差距，中华文化“走出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要改变在国际话语权上的劣势，摆脱任人评头论足的被动局面，就只能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形势紧迫，要求中国通过深化文化交流与合作、加强文化传播、扩大对外文化贸易，充分发挥文化交流在加深了解、沟通心灵、传播友谊方面的重要作用。（赵少华，2010-10-2）在“文化强就是国际影响力强”的大背景下，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已经成为事关中华民族文化生存空间的重大课题。
中华文化只有“走出去”，才能让世界了解中国，提升我国的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并利用文化影响力提升我国在海外的形象，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这是时代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尤为紧迫。
传播是文化的本质，不同的文化通过传播才能相互认知。媒体全球化、世界媒体化是当今时代的突出特征。在全球化的21世纪，跨文化传播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不同角度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当今时代，文化差异客观存在，是未来世界冲突的主要原因。要确保世界和平，跨文化传播的畅通就变得非常重要。
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翻译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播篮球 nba 美国文化霸权主义 软实力 文化入侵，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翻译可以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促进文化交流的进步，促进不同文化的共同发展，增进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相互了解。人类翻译史就是交流史，人类文明发展史离不开翻译。纵观中外文化史的发展，《圣经》的翻译传播、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文明经典的重新认识以及翻译在结束黑暗时代的启蒙作用、印度佛教的东渐、明末清初中国西学东渐等等，都证明了翻译在世界文化传播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翻译极大地丰富了中外思想的交流与传播。在中国文化翻译与传播史上，中国文化极大地丰富了目的语文化。如被美国总统林肯称为“美国的孔子”的爱默生翻译和介绍了大量中国儒家经典，孔子的教诲在西方影响深远；以庞德为首的意象派诗人翻译了大量唐诗，并借用中国诗歌的意象叠加手法，开始了意象派诗歌对世界的影响，使美国现代诗歌走向高潮；加里·斯奈德翻译了寒山的诗，使寒山成为最受美国学者和诗人青睐的中国诗人，为美国现代诗歌的又一高峰作出了贡献。 在外来文化传入中国的历史中，季羡林先生曾说过：“如果把中国文化的长河比喻为河流，有满的时候，也有枯竭的时候，但从来没有干涸过。其原因就是有新的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很多，有大有小，最大的两次是印度水和西方水。这两次重大的注入，都靠翻译。中国文化永葆青春的灵丹妙药就是翻译。翻译的用处大着呢！”（季羡林，2007：59）季先生所说的“注入新的水”，是指“引进和吸收”含有外来思想的译本。“印度水”是指佛经译本传入中国篮球 nba 美国文化霸权主义 软实力 文化入侵，佛经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西方水”是指明末清初乃至至今西方译书的传入。 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也得益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翻译。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人物和领袖接受了当时西方先进的现代思想，付诸实践，并加以革命，创造了新的文化愿景。正是由于印度佛教和西方文化的译本“走出国门”并传入中国，我们才得以了解世界文化，中国文化才得以丰富和发展。翻译打破了不同文化社会之间的语言障碍，促进了与其他国家文化信息的交流与互动，促进了各国文化的共同发展，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共享。
“一个国家的发展、国际地位的确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输出来，我们认为首先是一个翻译问题。”（徐俊，2012：12）当前中国政府推行的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小到借助“翻译”输出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大到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依然是“翻译”问题。（胡安江，2012：56）翻译是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其目的是使译文话语及其呈现方式真正对国际受众具有影响力、启发性和吸引力，使世界能够正面地了解中国，而不是误解中国。（陈晓薇，2013：97）
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需要通过中国文学来观察中国，中国也需要通过文学来展现自己的真实形象。没有翻译的中介作用和译文的传播，中国文化走出去只能是一句空话。通过中国图书翻译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一直是国家努力实现的目标。（包小英，2013：43）为此，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20世纪，除了80年代的《熊猫》译丛外，90年代又推出了“大中华图书馆”，先后翻译出版了100多部中国作品。 21世纪以来，国家纷纷成立致力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机构，如中国外文出版局2004年成立的“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并启动了一系列中国图书翻译出版项目。如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出版总署启动“中国图书海外推广计划”，先后与80多个国家的400多家出版机构签订了资助和出版协议；中国作家协会2006年启动“中国当代文学百部优秀作品译介计划”、2009年启动“中华文化作品译介出版计划”，与8个国家的16家出版机构签订了18项资助协议，资助金额共计3600多万元人民币； （张彦斌 2012-03-29）新闻出版总署于2006年启动重点项目“经典中国出版工程”，2010年启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2010年设立“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学术翻译项目”，按每10万字给予10万元资助，项目总资助额最高为50万元等。
国家将中国图书翻译到国外的目的是为了传播、说服或征服另一文化的受众，塑造和提升自身的文化形象，并希望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郑晔，2012：78）但通过翻译实现跨文化传播、人类文明共享的前提是译文能进入目的语世界，得到传播、接受并产生影响。如果译文不“走出去”，不走出源语文化而进入目的语社会文化，译文就没有外国读者，源语思想文化就得不到传播，译文就成为自产自销，跨文化传播就无法实现。译文能进入国外阅读层面，赢得国外专家的认可和国外读者的反响，才有翻译的效果。 (吕敏红，2011：11)译作只有到达读者手中，被广泛阅读，才能被接受，产生影响，才能够达到翻译的目的。(肖奇，2009：27)
全球化，就文化而言，是一个以西方为标本的“现代性”的全球性工程。这一全球性工程的实施，依托于近代殖民历史所形成的霸权世界体系，并反过来维护和强化了这一世界体系，包括依附于这一体系的全球文学结构和等级秩序。换言之，“全球化”只会更有利于处于世界体系顶端或中心的地缘文学加速全球传播和“普遍化”，而处于世界体系底端或边缘的地缘文学在“向上”或“向心”传播中仍然面临诸多障碍，尤其是冷战造成的东西方结构，这仍然是东方（以中国为代表）文学走向西方所难以跨越的鸿沟。（孙一峰，2012：19）处于世界文学边缘的中国文学翻译文本始终难以跨越这一鸿沟，尚未真正“走出去”。 多年来，我国图书进出口一直出现10：1的贸易逆差。从1900年至2010年的110年间，中国翻译了近10万册西方书籍，而西方翻译的中国书籍不足500册。中国每年出版1500多部外国文学作品，其中美国作品约150部，而美国平均每年出版不到10部中国文学作品。据统计，2004年，中国共购买美国出版的图书3932本，而美国出版机构仅购买了16本中国图书。2009年，美国共翻译出版新书348本，其中中国文学作品仅有7本。2011年，读书报曾对中国文学在美国图书市场的情况做过详细分析。
2008年至2010年三年间，美国共出版了29部中国翻译作品，其中还包括港澳台的作品，来自中国大陆作家的作品仅有19部，可谓少、低、无名：品种少、销量低、不出名。 2011年1月11日亚马逊北美店销售排行榜显示，毕宇飞的《青衣》排名第1，《玉米》排名2，余华的《兄弟》排名第3，姜戎的《狼图腾》排名第84187。（康凯，2011-1-19）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成员、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在复旦大学演讲时也列举了一组数字：2005年至2007年，英文文学作品70%以上被译成瑞典文，3.6%被译成法文，2%被译成德文，只有1%被译成西班牙文，亚非作品合计不到1%！“这个很可怕的统计数字，并不是瑞典独有的，美国、欧洲的情况也差不多。”中美文学之间、中英文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翻译“赤字”。 约翰·厄普克（John ）在2005年5月9日的《纽约人》（The New ）（）上写了一篇长期的书籍“苦竹”，但并没有夸张地说：在讲英语的世界和北美的成功并不是北美市场是巨大的，而是英语以外的语言是“次要的语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中国作家在德国出售80,000份书，它仍然不够成功，因为它缺乏北美和其他英语国家的销售指标。在中国和美国，这几乎可以忽略“ 3000份”的成功指标，这确实反映了讲英语的世界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巨大抵制。 虽然现代的作家一直在努力向西方学习，并熟悉西方文学，但整个西方世界中很少有人读过“三个王国的梦想”和“三个王国的浪漫”，更不用说要求他们理解并熟悉现代中国文学。整个20世纪是一个“西方学习来到东方”的时代，中国文学作品一直是英国文学世界的边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Hu ，2010：10）如果翻译的文献无法出国，那么当中国正在寻求世界的理解与合作，促进外部世界，完全准确地理解当代中国的真实面孔，并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文学尤为重要，这对中国文学尤为重要。”
